“超级个体公司”的边界在哪里
作者｜Snowy
编辑｜陈伊凡
头图｜AI生成
“AI原生100”是虎嗅科技组推出针对AI原生创新栏目，这是本系列的第「55」篇文章
2026 年，硅谷的创业圈子里流传着一个故事。
一家叫 Medvi 的公司，只有两个全职员工，第一年营收就做到了 4.01 亿美元，净利润 6500 万。没有办公室，没有工厂，没有实验室，甚至没有一个全职的医生。它的客服是 AI 聊天机器人，它的广告素材是 AI 批量生成的，它的医生来自第三方外包网络。它卖的东西，是当下美国最抢手的商品：GLP-1 减肥药。
更让人坐不住的是，它没有拿过一分钱的风险投资。创始人 Matthew Gallagher 的全部启动资金，是 2 万美元。
这个故事传开之后，Sam Altman 说过的，一个人就能做出十亿美元公司突然变得具体了。尤其是在OpenClaw和Harmes出现之后，被视为多智能体的浪潮的开始。硅谷兴奋的点在于：如果 Medvi 能成立，那 AI 时代的公司到底还需不需要“团队”这个概念？
但兴奋之外，另一面同样真实。FDA 已经对 Medvi 发出了警告信，多起诉讼正在推进，消费者投诉越来越多。
在与一位AI创业者交流中，他告诉虎嗅，从长远上看，随着推理速度越来越快，人和AI在时间尺度上会越来越不匹配，Agent才是高速执行和高速协同的主题。因此未来考验一个创始人的不是如何把一个Agent做到多强，而是如何把整个Agents配置起来，实现高效运转。
Medvi已经在践行这件事，Medvi的样本也让更多人看到“一人公司”的可能性，也带来了一些思考，这背后的法律风险和合规挑战，边界到底在哪里？当AI大量替代人类执行工作之后，出了问题应该由谁来负责？
Medvi 创始人 Matthew Gallagher。图片来源：Mirror Review
Matthew Gallagher：从拖车公园到 4 亿美元
Gallagher 今年 41 岁，没有名校光环，甚至没有完整的大学学历。他在辛辛那提大学和北肯塔基大学读过计算机科学，但中途辍学了。
他的童年跟硅谷创始人的标准叙事完全不沾边。他在拖车公园和廉价汽车旅馆里长大，家里有人有药物滥用问题，有段时间靠食物救济活着。他的技术启蒙来自叔叔送的一台旧笔记本电脑，靠自学编程，十几岁就开始给当地小企业做网站。
2010 年前后，他搬到洛杉矶，试过做演员，在《终结者：创世纪》里演了一个几乎看不见的角色。靠演戏养不活自己，他转回老本行，做自由软件工程师，客户包括 Nike、Johnson & Johnson 和 NBC。
真正让他积累了创业经验的，是 2016 年创办的 Watch Gang。他父亲去世后留给他一块 1953 年的劳力士，触动之下他做了一个手表盲盒订阅服务。第一年卖了 1100 万美元，看起来很成功。但接下来他按传统路子把团队扩到了 60 个人，工资、办公室政治、决策迟缓，各种问题涌进来。Watch Gang 做了八年，顶线收入好看，但扣掉人力成本，始终没有真正赚到钱。
这段经历彻底改变了 Gallagher 对“公司”的理解。
2024 年 9 月，当 GLP-1 减肥药的需求在美国全面爆发，而生成式 AI 工具已经成熟到可以替代大量执行工作时，他看到了一个窗口。这一次，他决定一个人干。
他把自己关在洛杉矶的家里，每天工作超过 20 小时。用 ChatGPT 和 Claude 写代码，用 Midjourney 生成广告素材，部署 AI 客服处理用户咨询。两个月后，平台上线。第一个月，300 个付费用户。第二个月，1000 个。后来他弟弟 Elliot Gallagher 加入，负责对外沟通和公关。
公司到今天，全职员工还是只有两个人。
2个人 4 亿美金，撕裂硅谷的底线
这个问题的答案，一半在商业模式，一半在 AI。
先说商业模式。Medvi 的核心业务是在线销售 GLP-1 复合减肥药，但它自己不生产药物，不雇佣医生，也不运营药房。它做的事情，更接近一个高度自动化的中间商，把上下游拼接起来。
具体来说，用户在 Medvi 的网站上填写一份在线健康问卷，然后付款。Medvi 把用户数据通过 API 传给它的合作方 OpenLoop Health 和 CareValidate，这两家公司提供持证医生进行远程审核，决定是否开处方。处方开出后，再自动流转到合作的配制药房（比如 Triad Rx 或 RedRock Pharmacy），由药房配药并直接邮寄到用户家里。
整个链条里，Medvi 自己做的事情就是获客、收钱、把订单路由到正确的地方，然后用 AI 客服回答用户的问题。所有的临床判断、药品生产和物流配送，都是第三方在做。
它的定价也很有攻击性。GLP-1 项目首月 179 美元，续费 299 美元。作为对比，品牌原研药 Ozempic 或Wegovy 的自费价格，每月在 1000 到 1600 美元之间。差了好几倍。
然后说 AI 的角色。Gallagher 在公开场合多次提到，Medvi 的网站、广告素材、客服系统，大量依赖 AI 工具完成。公司官网的免责声明里有一行字值得注意：网站上的内容、图片和媒体可能由 AI 生成或增强，不保证其准确性和完整性。这在远程医疗行业里非常少见。
把这些信息综合起来看，Medvi 的运营逻辑就比较清楚了：商业模式本身就极度轻量，几乎所有环节都可以外包给第三方。AI 则补上了剩余的缝隙，接管了营销内容生产、广告投放优化、以及客服应答这些原本还需要雇人做的工作。
Medvi 官网上的医生形象。据 Futurism 报道，这张图疑似由 AI 生成。图片来源：Futurism / medvi.org
“两个人做到 4 亿”这个说法，准确来说应该是：两个决策者，加上一整条外包供应链，加上 AI 填充了中间所有的执行层。
这里需要说明一点：关于 Medvi 具体使用了哪些 AI 工具、自动化到了什么程度，目前公开资料中的细节有限。以上判断主要基于创始人的公开表述和公司官网免责声明的措辞，是对其运营模式的合理推断。
4 亿美金从哪来：GLP-1 的“灰色窗口期”
要理解 Medvi 的爆发式增长，需要先理解一个更大的行业背景。以下这部分是 GLP-1 药物市场的整体情况，并非 Medvi 特有的故事。
GLP-1 类药物（Ozempic、Wegovy、Mounjaro 等）是近年来医疗领域最大的现象级产品。原本用于治疗 2 型糖尿病，后来被发现有显著的减重效果，直接引爆了全球需求。Goldman Sachs 在 2023 年估算，反肥胖药物的年化市场约 60 亿美元，预测到 2030 年可能扩张到 1000 亿美元量级。J.P. Morgan 更预计，到 2030 年仅在美国就将有约 2500 万人成为 GLP-1 药物的长期用户，是 2023 年约 500 万人的五倍。
需求暴涨，但供给跟不上。诺和诺德和礼来这两家原研药厂的产能远远不够，FDA 不得不将多款 GLP-1 药物列入“药物短缺清单”。
这里出现了一个关键的政策窗口。根据美国法律，当某种药物被列入短缺名单时，持有执照的配制药房可以合法生产该药物的复合版本，成分基本相同，但价格可以低到只有品牌药的几分之一。
回到 Medvi 的故事。Medvi 精准地卡在了这个窗口上。它对接的就是这些配制药房，把低价复合版 GLP-1 以订阅制的方式卖给消费者，月费不到 300 美元，而品牌药要 1000 多美元。对于那些买不起原研药、又迫切想减重的美国消费者来说，这个价差就是 Medvi 增长最大的推动力。
但窗口已经在关闭。2025 年 2 月前后，诺和诺德和礼来陆续宣布供应链问题缓解。FDA 随即把部分 GLP-1 药物移出了短缺清单，并明确表示将对「被大规模营销的非 FDA 批准 GLP-1 药物」采取更果断的执法行动。
这意味着 Medvi 赖以起家的“低价复合药”生意，正面临结构性的挑战。
争议：当增长跑在合规前面
Medvi 的争议，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。
第一，FDA 警告信。 2026 年 2 月 20 日，FDA 向 MEDVi, LLC 发出正式警告信，指出其网站上关于复合GLP-1 药物的宣传存在误导。具体包括：网站上的药品标签图片中出现了「MEDVi」的名字，让人误以为Medvi 是药品的配制方（实际并不是）；以及「与品牌药拥有相同活性成分」这类表述，可能让消费者错误地认为产品获得了 FDA 的批准或评估。
Medvi 在 4 月 8 日发布了一份公开声明回应，称 FDA 信件指向的是一个联盟营销代理的过时文案，且网址是medvi.io 而非公司主站 medvi.org，并称公司本身「并未收到 FDA 来信」。但这个说法与 FDA 警告信上标注的收件人信息存在矛盾，引发了外界对其信息披露可信度的进一步质疑。
第二，多起诉讼。 从公开法庭记录来看，Medvi 至少卷入了多起与营销行为相关的诉讼。2025 年 5 月和 11 月，分别有两起涉及垃圾短信营销（TCPA）的案件在佛罗里达和加州立案。2026 年 3 月，加州又出现了一起针对其垃圾邮件和联盟推广模式的拟集体诉讼。此外，2025 年 11 月在特拉华州还出现了一起涉及 RICO 欺诈指控的案件，与通过 Medvi 平台购买的「口服替尔泊肽」有关。
第三，营销手段的灰色地带。 据 Business Insider 等媒体报道，Medvi 的广告体系中大量依赖联盟营销（Affiliate Marketing），这类渠道约占其广告投放的 30%。更引发争议的是，有报道指出其广告中出现了「疑似 AI 生成或伪造的医生形象」用于产品背书。在一个涉及消费者健康的领域，这触及了 FTC（联邦贸易委员会）关于真实代言和信息披露的监管要求。
这里引出一个更深的问题：当一家公司把几乎所有执行层都交给了 AI 和第三方，出了问题谁来负责？ AI 生成的广告里如果出现误导信息，是平台的责任还是 AI 工具的责任？外包医生网络的审核如果不够严格，患者出了健康问题，平台方是否应该承担连带责任？
这些问题目前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答案，但 Medvi 已经成了这类新型企业责任讨论的第一个典型样本。
“超级个体公司”的边界在哪里？
最后，跳出 Medvi 本身，从行业视角聊聊这件事为什么重要。
在 AI 创业圈子里，Sam Altman“一个人做出十亿美元公司”的预言已经流传了两年多。但在 Medvi 出现之前，这个概念更多停留在想象阶段。Medvi 让人们第一次看到了一个接近这个愿景的真实案例：两个人，没有融资，14 个月做到 4 亿美元营收。
从行业视角来看，Medvi 证明了一件事：在某些特定条件下，比如标准化的供应链、可外包的履约环节、AI可替代的执行层、以及一个恰好存在的政策窗口，公司的「最小可行团队」可以被压缩到接近于零。
但它也同时暴露了这种模式的边界。
医疗健康这个领域，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命安全。 当一家两个人的公司同时触达 50 万名患者的用药决策，它的广告可能是 AI 伪造的，它的 AI 客服处理不了真正的医疗问题，它的医生审核由第三方完成且审核深度难以保证，这就不仅仅是一个商业效率的问题了。
更大的追问在于：当 AI 让“做大”变得这么容易，“做对”的机制跟上了吗？
现有的监管体系，是为有组织、有团队、有明确责任链的企业设计的。面对一家几乎没有员工、所有能力都分散在 AI 工具和外包网络中的公司，FDA、FTC 和法院手里的传统工具还够用吗？AI 让一个人可以做到从前需要一百个人做的事。但一百个人分担的责任，现在该由谁来扛？
Medvi 还没有给出答案。但它让这个问题股票配资的公司行业门户，变得无法回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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